潘进这个人，积极统筹桑园围的维修工程，代行商伍敦元（浩官）撰写遗嘱，亲自监督自己乡村的水利工程，就消引广东盗贼问题向省衙门出谋划策，他又拒绝接受官府赐赠给他的功名，因此不算是士绅的一员。
但除以上种种事迹以外，潘进也悄悄参与沙田的开发。潘进私人文集里的三封信，多少透露出沙田开发的机制：
沙田尚未成形，就得首先向官府登记这片沙田所在的水面；然后种植芦苇与水草；然后雇请佃户；然后修筑堤坝。
而一旦修筑堤坝，就要与邻居展开相当复杂的谈判。潘进这三封书信之一，建议把六百两修筑堤坝的经费分成四份，由自己与一位邻居分担。
这封信应该是写给一位投资者的，因为潘进向他保证，收到钱之后，会把有关账目寄给他。像潘进这样开发沙田的实业家、以及像潘进笔下“陈昆山”这类堤坝建筑师，当时一定还有很多，广东沙田面积也因此日益增加。
陈昆山大概是指来自江苏昆山的陈姓建筑师，昆山的水利工程技术、要比广东更先进。沙田开发，是项必须亲力亲为的工作除需要关系、技术之外，更重要的是需要协调。
与潘进同时的龙廷槐（1748——1827），发迹于桑园围以南的顺德县。他与潘进一样有本事，但比潘进更有钱，且来自更古老的宗族，盖龙氏亦为沙田巨姓之一。
龙廷槐于乾隆五十二年（1787）中进士，之后在北京任职翰林院。龙大概没有在北京停留多久，到了18世纪90年代，龙已经 274 退隐于自己在顺德县大良的家乡，热心参与地方事务，包括沙田的治安问题。
关于清初广东沙田的开发，屈大均的文章是迄今唯一史料；无独有偶，关于19世纪初广东沙田的开发，龙廷槐于嘉庆五年（1800）致广东巡抚瑚图理的书信，也是迄今唯一史料，仅此就可以让我们高度重视。
而且龙廷槐比屈大均做得更多，就推动省衙门关注沙田治安问题而言，龙发挥了关键作用。珠江三角洲沙田在19世纪的大事是军事化，而龙廷槐这封信就是见证。
嘉庆五年（1800），广东布政使建议，把新近开发的沙田分为上、中二等，以便抽税。龙的书信反对这项建议。
原来，当时开发沙田的过程，由开发者向官府登记未来沙田所在的水面而开始。他们都很清楚，自登记之日开始，三年后才升科交税，税额要比上、中等的土地低廉得多，原因是沙田开发风险高、投资大，而且沙田的成形，需时往往不止三年。
沙田开发的过程如下：从目标所在的水面投下石块，形成石质地基，然后要等几年甚至几十年，这片石基上的沉积层才能累积为泥滩；泥滩成形，才能先种芦苇、后种水草。
石基又称底基，在其建造初期，需要经常加固，否则会被水流冲刷掉。泥滩地经几年甚至几十年种草之后，假如仍然停留于原位，才会开始种粮食，而这只是沙田开发的第一阶段。
沙田一旦成形，诉讼往往随之而来。龙廷槐说，诉讼来自三方面。第一，开发沙田者须向官府“报承”即登记其开发地段，但谁也无法控制最终开发出来的沙田究竟面积多少，而官府又不断批准开发。
结果，晚近得到官府批准开发沙田者，就很容易指控较早前得到官府批准开发沙田者越界，企图以此侵吞他们的沙田。这种诉讼手段称为新沙占老沙。
第二，由于不同阶段的沙田有不同用途，不法的沙田业户，很有动机抢夺那些已开发成功、种植粮食的沙田，而自己的沙田则继续种草。这种诉讼手段称为移荒占熟。
第三，诉讼往往因赋税而起，即使堤坝被冲垮、沙田被冲走，沙田业户仍然需要交税。同样，即使沙田业户被邻居侵吞土地，其原本的税额并不会因此减轻。
沙田买卖期间，这种虚税（即就不存在的土地而开征的税）或推予买主一方，或保留于卖主一方，同一处沙田，哪一块要承担多少税项，也就往往引发官司，而且官司可以一打再打。
这种诉讼手段称为买虚影占。所以，沙田绝对不太平，手段越狠，回报越高。沙田的业主，为防止霸道之入以拥有河道为名侵占自己的沙田，会在沙田尚未成形时就已预先收购沙田周边的河道，以方便开发工作。
但是，龙廷槐笔下的沙棍，会雇用打手行凶，甚至刻意安排一名打手遇溺，以便指控对方杀人。
安分守己的业户，惧怕官司，所以绝对不敢向官府隐瞒自己沙田的真正面积，因为那些心狼手辣之人，一日发现隐瞒的情况后，必定以此为借口，大兴诉讼。
所以，龙廷槐认为，就没有必要由官府派人弓步丈量沙田，这样做也不切实际，因为沙田面积太大，沙田产权结构也太复杂，而肩负起弓步丈量工作的衙役，也太难以监管，除非监管他们的官员自己也脱下官袍官靴，像佃户一样走进泥滩。
龙廷槐举了香山县一宗沙田诉讼案为例，该案中，两个业户争夺沙田，香山县知县判处：将沙田充公，以五亩作一小块，分予穷人。
但是，衙役勾结其中一方，招来一批穷人，认领这些沙田，随即转手卖予这个业户。当然，这一切都不令人奇怪。
自16世纪以来，人人都知道沙田开发是风险甚高的事业，不仅因为筑造堤坝费用昂贵，而且也因为诉讼与械斗频繁。
但是，由于粮食价格日高，而沙田税额较低，开发沙田，仍是有利可图。明朝覆灭时，正是在沙田地区出现了严重的海盗及奴变问题。
清初的迁海，也应该一度打击了沙田的业户。保存至今的史料显示，部分沙田巨姓的确迁走了，可是蛋民并没有离开，当康熙八年（1669）复界后，几十年之内，沙田巨姓又重新站起来了。
在整个18世纪，沙田的开发与买卖从来就没停止过。正如晚明一样，沙田业户雇用临时工，从市集镇坐船到沙田收割庄稼，还另外花钱雇用保镖，沿途戒备护送。对于沙田及其农作物的争夺如此严酷，沙田各社区必然总是武装起来的。
龙廷槐建议：在沙田设立保安力量，但并非由士绅控制，但像龙廷槐这样的人能够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控制这保安力量。
龙廷槐提出这项建议的时间不详，大抵在19世纪头十年，这支保安力量负责的沙田地区，包括香山县以东，顺德、东莞以南。
这片地区也是18世纪业主竞相登记、开发的沙田地区，日后被称为东海十六沙。龙廷槐提出这项建议时，登记在官府里的沙田面积已达到十二万亩。
一向以来，这片沙田地区的保安力量，就是“沙夫”。“沙夫”按顷向沙田业户征收费用，这无疑源于明末清初各种黑帮强行征收保护费的制度。
因此之故，龙廷槐说，在康熙时期（大约在18世纪），沙田的大业户要向县官申请有官印铃盖的“印牌，才能够招募沙夫。
毫无疑问，这是迁界之后把非法勒索保护费制度合法化的标志。香山县每发出一张印牌，就征收一份费用，这笔财政收入，用来购买进贡京师的烟草。
后来，印牌制度演化为包税制度。在东海十六沙，顺德县的容奇、桂洲士绅，向县衙门承包其一笔税，以换取因雇用沙夫之名而收费的权力。
这种以沙田的收入来维持地方保安力量的承包式管理制度，不仅流行于广东，也流行于全中国。
容奇、桂洲的士绅首先缴纳承包税额的三分之一，然后计算总支出及有关的利息，均摊到每名业户头上。而业户只要把摊到自己头上的费用缴纳，就有权维持治安。
两地的士绅再以总税额的利息的名义，向县衙门缴纳一笔钱，作为申请沙夫印牌的费用，而沙夫则向业户收费。
我们要知道，在一年大部分时间里，沙田的耕作者都不住在沙田，他们由沙夫护送，集体出发，二月中插秧，五月除草，七、八月收割早稻，九、十月收割晚稻。
沙夫向耕作者每人平均征收米若干，又向农地每亩征收10～12斤农作物。当然，沙夫要求的，还不止这些。被风吹下水或自行落水的谷粒，也属沙夫所有。
沙夫也就以此为由，向养鸭户征收费用，否则不能把鸭子赶到收割后的农地上啄食余粒。龙廷槐估计，业户每亩向沙夫缴纳0.2两，而养鸭户缴纳的费用尚不计算在内。
以每亩产量二石谷、每石谷1.2两计算，业户总收入的八分之一，就用来支付沙夫。据龙廷槐指出，以上就是东海十六沙直至嘉庆八年（1803）的保安制度。
是年，情况出现了变化，数百盗贼于秋收时节忽然出现在沙田，敲诈耕作者，而沙夫们竟然袖手旁观。
士绅们向知县递呈，请求批准组织“公约”，雇用二百名警卫、购置船艇以便巡逻，费用以每亩加征0.1两的方式筹措，由沙夫筹集，转解公约，公约也把申请印牌的工作接管过来，意味着从此由公约负责与县官打交道，管理承包税项事宜。
从嘉庆十年（1805）开始，公约向县衙门每年支付印牌申请费六千元、巡逻船艇费一千元及另一项杂费数百元。
与嘉庆八年（1803）的情况一样，除了十绅白行缴纳的费用之外，其余均由承包税项的沙夫自行征收。
这番改革并不顺利，原本承包税项的士绅拒绝放弃特权，纷争扰攘到省衙门。嘉庆十年（1805），尽管省衙门已经批准由公约接管沙田的保安事务，但原本包税人照样继续向县衙门申请印牌，于是又引起官司。
龙廷槐又指出，包税人暗中贪污，互相争夺收费权，又与沙夫勾结，结果，出现了竞投包税权的情形。
例如，一名士绅有可能向官府支付1万元以便控制公约，而沙夫则向士绅缴交1.5万至1.6万元以获得巡逻权，差额则通过剥削沙田的业户来填补。
有时候，甚至会出现沙夫与盗贼勾结的情形。龙廷槐指出，现在已经到了沙田业户无法安居乐业的严重地步，请求知县（也许是香山县知县）把顺德、新会、番禺、南海、香山五县的绅者召集起来，重新确认两年前官府赋予公约的地位。
有否开会，不得而知，但海盗张保突然来袭，破坏了原有的权力均衡，事情发生了剧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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